晏阳初和他的平教会同仁（下）

　　19世纪下半叶以降，开眼看世界的进步思想家、教育家接受从国外传入的主权在民的民主观念和人人平等思想，使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逐渐实现了创新性转化。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提出“新民”乃是具有新道德、国家思想、权利、自由、义务等品质的现代的“国民”，以区别于传统的“臣民”，现代教育须确立、造就“新民”的宗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德先生”“赛先生”，批判专制、旧道德，鼓吹人的解放，人人“自有自主之权”，成为独立、自由、平等的“国民”。1919年5月至1921年8月，著名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以宣扬平民主义及其教育为中心。杜威认为，民主共和国国家是由具有自由、平等、独立、互助、个性、责任等精神特质的平民（国民、公民）所组成，共和国的平民，“无论男女贵贱，必须受同等之教育”。受杜威思想的影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的平民教育社及其编辑出版的《平民教育》杂志，批评中国旧式教育是由少数人独占独霸的教育，认为平民教育是庶民的教育，是人人都要受教育，人人都要受着程度相等的教育；是要人人成为具有独立、平等、自由品格的公民，“教国民人人都有独立人格的平等思想的教育就叫做平民教育”。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平民主义及其教育把近代以来的“新民”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当时留学归来的晏阳初把识字教育升华为平民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环境。

　　晏阳初去法国服务华工（“苦力”）之前，认为代表中国的人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而不知有“平民”。赴法开展华工教育之后，思想为之一变，认为居下流、占人口80%的“平民”才是“代表我国家”。“平民程度之高低，关系于国家努力之强弱”“‘本’既不固，‘邦’又何宁呢？”但是，绝大部分的国民是不识字的文盲，是“睁眼瞎”，不能算是“健全的国民”。晏阳初为平教会总会设计的会徽就是一个“平”字，他解释说，最上一横代表人的“头脑”，表示这个人是受过教育而具有思想和理性的人。横条下的两“点”很像人的两只眼睛，分别代表“平等”“公正”。晏阳初进一步解释说：“‘平’字的意义，就是人格平等的平，机会平等的平。”“平等是人人所有天赋的权利。”在晏阳初看来，人格上的平等是平等的第一个内容，也是平民的首要之义。普天之下，每个人的人格平等是天赋的人格，去除了旧的等级、阶级的思想，从而为传统的民本观赋予了平等这一新思想。教育机会上的平等是平等的第二个内容。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唯有居于少数的“士”享有教育的权利，从而造就居于上流的“知识”阶级。晏阳初认为，必须打破这种格格不入的落后观念，不仅是因为教育机会平等是现代平民、国民应有的权利，而且没有教育机会的平等就没有平民的人格平等，“要根本提高他们的知识与人格，非从教育入手不可”。在晏阳初看来，人格平等与教育机会平等密不可分，人格平等是本，是天赋的权利，教育机会平等是现实社会实现人格平等的手段、必要条件。“惟有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人格不平等的原因就可以消除了”。

　　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既不是贫民教育，也不是成人补习教育，更不是一般的社会教育，而是“全民的”教育。晏阳初所说的全民教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全民的”、大众的，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晏阳初把平民教育对应的英语称为“MassEducation”，意即“民众教育”。“即凡一般已过学龄时期，而不识字或已识字而缺乏常识的青年和成人，不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都有领受平民教育的必要。”二是“超然的”，“无宗教、无党派、无主义之色彩。”平民教育以“人人识字与教育普及”为最终目的。

　　“人人识字与教育普及”乃是平民教育的社会功能，对受教育者个体而言，晏阳初明确提出“除文盲，作新民”。晏阳初主张培养“新民”，一是表明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教人做“整个的人”。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整个的人”呢？必须将教育与生活连结在一起，“人人既有了科学的头脑，又有农工的身手，这才是‘整个’的人，这才是平民教育运动所要作的‘新民’。”晏阳初认为，“固本即是强民”，“固本的基本工作就是‘培养民力’”，也就是通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把平民造就成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健全的国民。

　　三、坚持不懈地开展平民教育实验
　　
与同时代教育家相比较，晏阳初及其平教会骨干成员开展的平民教育事业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实践性。有些教育家志在学术研究、思想创造，尽管非常关注教育实际问题，但基本上是深居书斋之中坐而论道，理论与实际脱离；有些教育家尽管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但是，先有了一套理论，再去从事教育实践；有些教育家及学者没有从事具体的教育实践，只是对其他教育家的教育活动进行评说或批评。晏阳初及其平教会骨干成员自始至终都是坚持不懈地开展平民教育实验活动，把社会当成教育实验的场所，以平民作为教育实验的对象。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伊始，总会及其各省分会在城镇开展面向市民、妇女、士兵的识字教育活动。晏阳初等人很快发现中国人口的80%在乡村，乡村90%的农民是文盲。农民被旧式教育所排斥，也仍然缺乏接受新式学校教育的机会。乡村教育是“今日救国惟一之急务”，乡村农民强则中国强，乡村农民富则中国富。因此，平教会决心对乡村平民教育进行“精密的研究与彻底的试验”。鉴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研究与试验必须因地制宜。平教会计划把全国划分为七大区，“在每区内选一适当而能代表该区乡村生活的地点，以作彻底试验的中心。然后再由中心推行全区”。作为一个纯粹的民间教育社团的平教会，在新旧军阀混战、列强侵占的环境中，想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无疑是一种空想。平教会以所在的京师附近的直隶为第一乡村平民教育试验场，设京兆区、直隶的保定区、保定的定县区，前两区为“普通的普遍的试验”，定县区为“彻底的集中的试验”。以定县实验最有影响。1926年11月，平教会在定县翟城村设办公处，进行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29年秋，定县全县发展成为平民教育实验区，1932年，定县被国民政府批准为乡村建设实验区。晏阳初认为一个自然县，既是“行政区域的单位”，又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单位”，因而是“我们从事乡村工作实行县单位实验的最好单位区域”。以县为单位的社会实验室，进行彻底、集中的乡村平民教育的研究和实验，可以为整个中国乡村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探索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方案。

　　1929年，当定县全域被发展成为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县之后，平教会总机关也从北平迁到定县，晏阳初与其他骨干成员瞿菊农、陈筑山、傅葆琛等纷纷下到定县，并先后动员李景汉、陈志潜、熊佛西、郑锦、甘博等大学教授、校长、学者、洋博士、大学生参加到定县实验活动之中。晏阳初组织社会学家从社会调查入手，发现乡村存在愚、穷、弱、私四大基本问题。再经过研究与实验，确定以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有针对性地解决以上四大问题，开展一系列脚踏实地的实验活动。定县实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引起了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官员、大学生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前往定县参观、学习、考察，把定县实验的方法、经验带到各地，由此推动了各地方和各大学关于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县政建设等实验区的建立及发展。

　　华北地区被日本侵占后，平教会被迫结束定县实验，但并没有停止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而是主动转移到华中、华西地区，相继创办了湖南衡山实验县、四川新都实验县、四川华西实验区，继承和发展了定县实验中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创办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乡村建设育才院、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培养乡村教师和乡村建设人才。1950年后，晏阳初在海外继续开展国际平民教育活动。一方面，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Th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ofRuralReconstruction），用中国平民教育模式为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培养乡村建设的领袖和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多次亲自赴菲律宾、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泰国、越南、印度、加纳国家，指导乡村改造活动，为世界不发达国家的乡村改造事业提供了中国平民教育经验。

　　当定县实验取得明显成绩而获得广泛赞誉时，晏阳初及其平教会骨干并没有沾沾自喜，更未停止继续探索、研究；当平民教育暨乡村建设被有的人误解，甚至批评、攻击时，晏阳初等人不争论，坚持“以工作答复批评”的原则，对平民教育事业未有丝毫犹豫。1947年3月20日，晏阳初与瞿菊农、梁耀祖、孙则让立下为乡村建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誓约。1960年，晏阳初自我总结道：“一生为平民。不做官，不发财，无党派，超党派，四十年如一日，纯粹教育家。”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不仅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50年代之后推广到世界。在中国现代教育家中，对中国和世界某个方面的教育均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仅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一人。诚然，平民教育实验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传说中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现实中的平民教育何其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