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和他的平教会同仁（上）

　　成立于1923年8月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迎来百年纪念，该会发起人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及其曾经服务于该会的工作者都已作古，但是，这些先贤致力于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伟大精神将永载史册，常驻人民心中。

　　春秋中叶，子贡问孔夫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在孔子心目中，博施而济众者乃是“圣人”，这件事情不仅高尚而且做起来很难，连孔子一直仰望的圣人唐尧、虞舜也没有完全做到。比照孔子这一标准，晏阳初和他的平教会同仁尽心于面向下层平民的教育运动，无疑称得上是博施而济众的“圣人”。有鉴于此，晏阳初和与他志同道合的同仁在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博施济众的历史贡献及精神值得总结与弘扬。

　　一、“结合了同仁”“一心为平民”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之前，海外和国内已经在开展平民教育的实践活动了，但处于无组织领导下的分散状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后，不但使这一实践活动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而且很快发展到高潮。

　　在“五四运动”以及民主与科学等新思想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成立平民教育社，它们均以宣传平民教育思想、开展平民教育实践为主要工作内容，以平民教育、普及教育改造社会为目的，积极从事平民教育实践。与此同时，留美学生晏阳初、傅葆琛等人于1918年赴法，面向参加“一战”的华工（被欧洲人称作“苦力”）开展识字教育，初获成功，遂立志回国继续平民教育活动，并以之为终生奋斗的事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1920年8月，晏阳初回国后，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平民教育部主任身份在长沙、烟台、杭州、嘉兴、武汉等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实验，“成绩昭著”。至此，海内外平民教育活动汇为一流。1923年6月，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胡适、黄炎培、朱经农、王伯秋等人发起建立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随后，武汉、长沙、烟台、杭州等地教育界人士相继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将其作为当地推动城市平民教育的组织机构。

　　1923年8月26日，在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组织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来自20个省区的40名董事选举总会驻京执行董事9人，组成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会。朱其慧担任董事长，陶知行担任董事、书记。经陶行知建议，董事会聘请晏阳初担任总干事。1923年年底，修订后的章程把该会的名称改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此后一段时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两种名称混用，20世纪30年代后，常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各省陆续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分会，有的附设于省教育厅，有的单独设立。至1927年3月，全国成立19个省分会、3个特别区分会，20余个城市分会，甚至有的县和村也成立了分会。

　　晏阳初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聘为总干事后，基督教青年会不愿放行，一年后，以请求请假一年的办法终获青年会的同意，1924年8月，晏阳初到北京正式就任总干事之职，随即改“总干事”为“干事长”。根据该会章程，干事长“商承执行董事会主持全会一切事宜”，也就是说，干事长负责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日常工作。平教会成立后，最紧迫的事情是“物色基本人才”，“茫茫海宇寻同志，历经了风尘，结合了同仁……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晏阳初就任干事长后，立即从国内大学著名教授、社会名流、海外留学生中寻觅各方面的人才，让他们参与到平民教育事业之中。

　　平教会成立之初，敦请胡适、钱玄同、熊希龄、林语堂、赵元任、刘廷芳、朱经农、庄泽宣、高仁山及陶行知等10多位文化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总会内部设立平民文学委员会。在干事长之下拟设五部八科：总务部、市民教育部（城市教育部）、农民教育部、华侨教育部、士兵教育部、平民文学科、平民艺术科、生计教育科、公民教育科、健康教育科、妇女教育科、教育学术科、社会调查科，各科、各部分别设主任1人。热心平民教育事业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平教会总会。及至1925年年底，平教会总会职员从最初的6人增加到17人。到1927年，平教会各部、科、股所请的干事已达到40余人，且大都是高校毕业生，加上各部、科、股的主任，平教会的职员已逾50人。仅仅4年左右，职员人数已是该会成立之初的9倍多。平教会早期加入的主要职员有：傅葆琛，1924年10月，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学博士学位，应晏阳初的邀请回国，担任新设立的乡村教育科（后改为乡村教育部）主任；汤茂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应邀加入，担任城市教育部主任，代理总务部主任；陈筑山，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曾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辞去校长职位、加入该会后担任公民教育科主任；冯锐，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农科教授，加入该会后，担任乡村生计教育科兼调查研究科主任；瞿世英（字菊农），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燕京大学、北平大学教师，加入平教会总会后，担任平民文学科干事；刘拓，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业及化学博士，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加入平教会总会后担任城市生计教育科主任；郑锦，曾留学日本学习美术，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创办人，并担任校长，加入平教会后，担任直观教育科主任；美国人甘博（SidneyD.Gamble），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担任平教会统计调查科干事。这些人成为平教会开展以城市市民为中心的平民教育活动的骨干。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陈筑山、瞿世英、冯锐、汤茂如等人，后来又跟随晏阳初下到定县，积极开展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区的活动。

　　二、晏阳初的新民本思想

　　晏阳初在20世纪20-70年代发表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报告或演讲时，反复引用中国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以之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的思想基础。但是，晏阳初并非只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而是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先秦时期的“民”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上的“民”，泛指君主施政的对象。《管子·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士、农、工、商“四民”为邦国的柱石、基本民众。狭义上的“民”，指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者，有时用“百姓”“黎民”“庶民”“民人”“民”名之。“四民”中从事脑力劳动和精神生产的“士”不在“民”之列。“本”者，基础、根本也。“民为邦本”，就是指民众是邦国的基础、根本。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中的“平民”是狭义的概念，不包括“士”。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重要的政治思想。“民本思想的产生来自统治者对民众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又伴随着王权的不断强化而有所发展。作为被统治者，民既是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又是一支客观存在的制约王权的政治力量。”因此，“君为政本”（“君本”）与“民为国本”（“民本”）是同一个思想体系中的两种存在形式或表达方式。立君为民、政在养民、民为国本是古代中国各家各派及历代帝王的政治思想共识。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中既有重民、仁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一面，也有贱民、奴民、弱民、愚民的另一面。传统的“民本”只是客体之“民”、工具之的“本”，而非主体之“民”、本体之“本”，是从属于君主专制主义之下的臣民思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猛烈批判君主专制主义，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和“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从主客关系上颠覆了传统的君权论，以万民之忧乐而非君王一姓之兴亡作为判断天下治乱的标准，从而达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新高度，但仍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传统民本思想的范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