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工商税收史料研究
图：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纸币（资料图）。
1933年8月1日，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县城考棚召开，与会代表共计1160余人。8月12日，会议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以下简称《税务条例》），共八条，明确规定川陕苏区各级税务机构的设置、税种、税目、税率、征收管理及对偷税者的处罚办法。
《税务条例》出台背景、地位、特征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第九条规定：“取消军阀地方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税务条例》根据此条规定，宣布废除国民党军阀官吏向人民强行征收一切赋税杂捐、田赋丁粮、厘金等，征税品目有30种（项），比国民党时期减少了百余种。
累进税就是要把负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收入越多的人，缴纳的税收越重，收入越少的人，缴纳的税收越轻，对任何方面只征收一种税，穷人完全免税。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代会通过的《财政经济问题决议案》指出：“统一累进税，是我们阶级的税收政策，征收有钱人的税来办贫人的事，不让穷人出一个钱，这和国民党整贫人的苛捐杂税绝对不同。”《税务条例》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具体贯彻中央统一累进税的基本税法，原则上是根据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累进税条例精神制定的，采取统一累进税率，曾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的刘瑞龙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工商税》中说：“这个统一累进税法是当时最好的税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敢采取或者不敢完全采用的，也是与国民党税收尖锐对立的东西，是两种税收的原则区别，国民党税收是剥削压迫人民，我们的税收在当时讲是收有几个钱的人的税。”国民党统治区1935年第12卷《国闻周报》第18期之《川东北剿赤印象记（八）》载：“和传统的、现行的、从穷人身上取得重，从富人身上取得轻的税制完全相反的。”
川陕苏区《税务条例》是征收工商税收的依据，颁布后，苏区各级税务机关按照要求健全机构，充实了税务员，加强和完善了工商税收工作。
工商税收税种税目设置、税率标准
川陕苏区征收特种税（含白木耳税、戒烟税、屠宰税等）、营业税、入口税、出口税等工商税收。
特种税。顾名思义，特种税主要是以川陕苏区特产及特殊行业分类制定税率征收。按照《税务条例》第三条规定，特种税有三种，分别为白木耳、鸦片烟、屠宰。
白木耳：《税务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按每两之价值，抽百分之五（但因革命受伤不能生产，红军家属，有特殊情形，资金不满三十元以上，经苏维埃证明得免税）。”在实际征收中，各地执行白木耳税率标准不一，且分等级进行征税。原红江县局副局长苟伯儒在《土地革命时期通江地区营业税、所得税没有执行》中回忆：“银耳按每两价值15%。”郭俊成、朱力立《我在赤江县税收工作的经过情况——访问雷兴发记录》载：“银耳是20%，也按每两价值计算。”郭俊成、朱力立《赤江县税收及巡视员工作职责——访问张显卓记录》载：“白耳收15%。”郭俊成访问整理《访问余洪远记录》载：“银耳的税率高，对银耳也分等级，青冈耳等级好，税率就高，杂木耳等级次，税率就低。”《通江银耳志》载，银耳“而实际征收税率是10％，每年在通江县境所收银耳税约万元之数”。
鸦片烟：红四方面军未入四川之前，川北地区鸦片烟普种普吸，烟毒泛滥成灾，百姓深受烟毒之害。《民国川事纪要》载：“通都大邑，烟馆林立，穷乡僻壤，罂花遍地。”川陕苏区建立后，开展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其中举措就有成立戒烟总局（设在通江城大闾号庆丰泰商号内）及各县分局下设制药处、戒烟休养所，制造戒烟丸散、征收戒烟税等，巴中县苏维埃政府布告《为禁鸦片烟事》载：“征收戒烟捐，特设戒烟局，并代收戒烟税与出口税。”《税务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开设烟馆者，每月照三等征收：头等二元，二等一元，三等五角。专门以贩卖鸦片烟为业，按每两抽百分之五。”有的地方烟馆（特货馆）征税标准有所不同，郭俊成、朱力立《土地革命时期通江地区营业税、所得税没有执行——访问苟伯儒》载：“开特货馆的交税分三等，甲等一月收3元钱，乙等一月收2元钱，丙等一月收1元钱，对专门贩卖特货的税收是按每两价值10%至15%。”当时白区报刊也对川陕苏区的烟税作了记述，民国二十三年（1934）4月7日《成都快报》载：“不过，据说税务局只收烟税，其余茶房酒店，虽在拟议，尚没有实行。所贩运或售卖的，通要以百分之五的累进税。”川陕苏区除征收烟税外，对穷人的烟，进行变价收卖，南江收了两千多斤，长赤收了三千多斤，对地主等售卖鸦片进行没收，1933年10月29日，南江、长赤两县对地主等售卖鸦片实行无条件没收，《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载：“凡地主、富农、反革命者、出售鸦片，或其家有鸦片者得一律没收。”
屠宰税。《税务条例》第三条第三款规定：“专门在市场营业者，按每百斤肉百分之五抽收。但工农冠婚丧祭，自己杀着吃，皆得免税（地主、富农不在此列）。”《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载：“根据1934年8月30日税务总局的累进税凭证记载：卖出一只价值3元的小猪，抽税一角五分，其税率为5%。”川陕苏区各地执行屠宰税计税依据多不一致，且在不断变化，初期普遍是按猪肉的重量计征，后期按猪的头数征税，达县工农税务分局布告：“屠宰，专门在市场经营者，按卖者取，抽百分之五，一百斤抽五十，一元抽五仙。”(仙即“分”)，郭俊成、朱力立《仪陇县工农税务分局简况——访问蒲天直记录》载：“记得当时征收过屠宰税和土布的税，每头猪肉收税10吊钱，每匹土布收税2吊钱。”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巴中县渔溪税收情况——访问庞德伦记录》载：“后一年杀猪（指1934年）、纸烟和酒也抽税，杀一条猪不论大小都得抽1元。”原恩阳县局税收员张兴广在《恩阳县税收工作情况》中说：“当时收税的品种有银耳、鸦片烟、纸烟、酒、卖肉的，肉是在卖之前先过秤，秤了重量卖完后，按金额交税百分之三。”赤江县局按每头猪3吊钱抽税，原芝包所所长雷兴发回忆：“经常收芝苞、老观庙、新场的税，每场都要收三、四十头猪的税，每头收3吊钱。”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60级访问原赤江县局税收员陈铭理《川陕苏区赤江县二区征收特种税情况》载：“肉税（屠宰税），不分猪的轻重，一头猪三吊钱的税款，税条子（即纳税凭证）由税收员盖章，税款交税务局。”赤江县又改成按猪的重量征税，每头猪100斤以上征税1元，200斤以上征税2元。
《税务条例》只规定对猪肉征税，但据余洪远（历任川陕省委组织部长、中共巴中县委书记、巴中道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提供的回忆资料情况（专门宰杀猪牛羊来卖的要征税）和《红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反映，川陕苏区对出售牛羊肉者，也按每百斤价格的5%抽税。营业肉贩者只有缴税后，才能杀猪售肉，四川大学历史系访问原红江县局税收员郭有全《红江县的税务征收管理概括》载：“屠宰税是杀猪先过秤，然后开出三联单交税，单上要贴印花税票，完税后才能杀猪。”川陕苏区各工农税务分局税收员在收猪肉屠宰税时，经核实头数、重量、完纳税款后，并在猪肉皮上加盖“查讫”或“验戳”，始得出售，非固定出售者得在指定地点设摊售卖，税收员并加强巡查。达县地区税史资料收集小组访问原长赤县局税收员袁德富《长赤县税收工作的创建情况》载：“要在猪的边肉上打个戳子，印戳上刻的川陕省苏维埃长赤县工农税务分局验戳。”
营业税。主要是针对固定营业地点的商人而言，1933年8月，《川陕苏维埃政府布告：苏区营业条例》规定：“苏维埃区域内一切商店必须依照累进税则的规定纳税，白区商人与苏区贸易，得准其贸易，其货品必须首先运至赤区边境税务局检验，至于在苏区内地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得苏维埃的允许。”
营业税计税货币单位为“吊”，征收的依据是“所得金”，即商人交易所得之全部毛利，采用超额累进制，以500吊为起征点，每月所得金500吊以下免税，500至700吊的征收0.5%，700至1000吊的征收1%，1000至2000吊的征收2%，2000至5000吊的征收3%，5000至10000吊的征收4%，累计至1万吊以上的征收5%，各地在实际执行营业税中，作了一些变通，如仪陇县对有的行业按定期定额征收，大酢每月5元，小酢每月3元，对布商每匹土布收税2吊钱，也有1匹布抽税1吊钱的，自织自穿就不收税，布匹的税率是2%，由买主交。原赤江县局税收员刘功成回忆说：“我在赤江县铁佛和陈家坝两个税务所工作时，对染房按月征收营业税。”
入口税、出口税。川陕苏区印发了《川陕苏维埃财政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关税制度宣传纲要》，通过征收入口税、出口税的手段，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保护苏区的工商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4月16日《国民公报》之《保障贫民的苏维埃税制》载：“约分出口税和入口税两种，略寓保护政策之意，其他尚有特种税、营业税、所得税等限制甚严……实大顾一般贫苦民众，因其起征税额太低，有保障贫民之原则。”入口税征税品目为纸烟、酒、旱烟、水烟、香水以及非工农必需物品、奢侈品，皆得从值按5%起，以至10%为止，如南江县纸烟、酒、旱烟、水烟、香水按10%抽税。盐、粮食、棉花、小猪、耕牛、中西药材、洋（煤）油、布匹、擦枪擦炮用的生发油、电讯器材、印刷材料、花生油、枪支弹药等人民群众和战事需要的物品，凡进口都免税。
四川军阀除在军事上“会剿”红四方面军，还在经济上对川陕苏区实行全面封锁，妄图困死红军，粮食、布匹、棉花、药材、盐等为苏区军民所急需物资极为缺少。因此，对这些物资苏维埃政府基本上禁止出口，如商人一定要出口，出口都课以20—50%的高税，征税品目有粮食、布匹、棉花、中西药材、小猪、盐等，禁止出口，而苏区生产的需要鼓励外销的土特产品，如木材、白耳、黑耳、锅、煤炭、茶叶、鸦片烟、木料等，则一律免出口税。川陕苏区的入口税和出口税的政策运用得当，当时白区报纸也不得不赞许，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2日至3日《四川日报》之《匪苏维埃的工商业累进税》载：“对于奢侈品抽税极重，以防奢侈风尚之流行；对于赤区急需之物品，则免其入口税；对于赤区之特产则免其出口税；均是各国奉行为金科玉律的关税原则，较之一般军阀，只知刮地皮，不顾一切生息事业者，恐似稍胜一筹。”
川陕苏区有的地方征收佣金所得税、盐井工业所得税、通过税。佣金所得税征税对象为佣金所得，按照适用税率收的税。虽《税务条例》无所得税的条文规定，但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2日至3日《四川日报》之《匪苏维埃的工商业累进税》转载达县工农税务局的布告：“每日做20元以下者，交易免税，每日做20元至25元，征10%，每日做25元至30元，征11%，每日做30元至40元，征12%，每日做40元至50元，征13%，每日做50至60元，征14%。”收入越多者纳税越多，收入越少者纳税越少，穷苦人家全免税。川陕苏区为鼓励盐业发展，只向遵守苏维埃法令经营盐业的井户、灶户、盐井老板等象征性征收3%-5%的所得税，而豪绅地主的盐井，苏维埃得没收之，盐税计税依据为售盐收入，而非利润，只是将收入叫做所得。天津《国闻周报》于1935年报道称：1934年川陕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食盐紧缺时期，曾经发布奖励经营盐业条例。郭俊成《访问侯建华记录——南部盐场开征短期盐税》载：“在我的印象中，红军经理部领导的南部盐场是收了几个月的盐税，以后就不收了。时间在1933年9、10月间。”朱崇凯《访问刘文震记录——解放盐乡是反“经济封锁”的主要斗争》载：“当时，川北苏区恢复盐厂，需要购置工具，开支浩繁，为了贴补开支，收了一点盐税，税率很低，不像国民党收那么多。由红军经理部向经济公社收取。”
《税务条例》无征收通过税的规定，但有一些地方征收了通过税，如达县工农税务分局1933年12月布告规定：对入口税中的免税品种由白区运来，经过苏区，又运往白区出售者，按5%征收。
虽有《税务条例》的规定，但在税种税目及征收标准上，县级享有一定的调整权，发挥地方管理税收的积极性，适应战争频繁，征税艰难的环境，以保障对革命战争供给，如银耳、特货的征税。由于各县建立时间有早有迟，各地军事、政治、经济情况复杂，不能完全执行《税务条例》的规定，南江、通江、达县、仪陇等县工农税务分局发布的单行布告，所规定的征税办法是根据各地独特的经济条件，因时因地制宜，对征税的品种及税率，进行适当调整变动。如南江县白耳抽税5%、黑耳抽税3%（通江县只征收白耳税，未征收黑耳税）、纸烟抽4%、屠宰税收3%；通江县规定入口税：中西药材、五金、布匹、盐、粮食、煤油、纸张、油漆、杂货等按价征15%至20%，但有时也分别免税；出口税：棉花、药材、五金、猪、牛、羊、粮食等按价征10%至20%，但有时可斟酌情形免税；达县规定入口税：绫罗绸缎、花粉、香花水抽税20%，纸烟、酒抽税10%，卷烟、棉烟抽税5%，肥猪在30斤以上者按价值抽10%，盐、布匹、棉花、粮食、中西药材、洋油、耕牛、小猪、生发油、油光纸、油墨等均免税，如白区运来以上等物，由赤区经过，又往白区出售者，可按5%抽税；出口税：粮食、盐、棉花、布匹抽税10%，必要时由苏维埃政府禁止出境，耕牛、小猪抽税32%。
工商税收税源与收入
川陕苏区的税源主要有白木耳、黑木耳、茶叶、木料、药材、鸦片烟等。郭俊成《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是怎样兴起的——访问吴先恩记录》载：“川北物产丰富，土特产品多，特产银耳，远近闻名。茶叶、药材、黑木耳、生漆、桐油、白蜡、特货很多。”从通、南、巴等县原工农税务分局部分税收员的回忆资料来看，通江、南江、巴中税源较大，税款数量较多，通江月收七、八百元，有时上千元；南江、巴中也是月收六、七百元或八百元；其余各县月收二、三百元或三、四百元不等。郭俊成《忆南江、长赤县的税务征收管理——访问李荣堂记录》载：“一个月能收400多元的税，加上长赤县的，一月共收800多元税款。”
通江、南江、巴中盛产银耳，特别是通江银耳最有名气，历来为出口货物，远销海外，当时陈河、涪阳设有银耳市，多销往上海，涪阳坝街上经营上海货的商店有3个，收购银耳运往上海，1934年3月22日《申报》之《市声》载：“川产银耳之新商店，银耳以川北之通江、太平、南江三县出品为最佳……川北银耳庄，营业甚为发达。”通江银耳产量大，每年在通江境内所征收的银耳税收多达万元以上，又以银耳主产区涪阳、平溪、陈河等地银耳税收较多，就设置了涪阳坝、河坝场、陈家坝、新场坝、草池坝5个税务所负责银耳税收的征管。《通江银耳志》载：“红江县共设11个税务分所，银耳产地税务分所有5个：涪阳坝、河坝场、陈家坝、新场坝、草池坝……每年在通江县境所收银耳税约万元之数。”郭俊成、朱力立《土地革命时期通江地区营业税、所得税没有执行——访问苟伯儒》载：“陈河区生产银耳多，一个月可收100多元的税款，以税务所来讲，这个所收入算较多的。”
为培植税源，川陕苏区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经营生产收购银耳、木耳、茶叶等，采取切实有效举措大力发展土特产品，如成立建设局、合作社、经济公社等，银耳主产区涪阳的经济公社下设服务局，专门负责收购白耳及白耳的输出。
川陕苏区财源茂盛、税源丰裕为积累财力、组织税收收入打下坚实基础，孙天福《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商业史初探》载：“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18日入川时起，到1935年4月5日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止，商业，包括国营、集体和私营商业，为根据地财政收入提供了资金约3000万元（以当时的银圆计）。”
工商税收减免税规定
川陕苏区的税收政策是根据阶级原则制定的，旨在保护工农大众及中小商人的利益，限制富农，打击大商人，巩固苏区发展，制定了一些税收减免、优待和照顾的规定，如工农婚嫁丧事或农民自养自食的肥猪一律免征屠宰税，而地主、富农则不得享受，《赤江税收片断——访问刘道虎记录》载：“杀猪开初不上税，以后要上，不过红军家属，贫农，雇农不上税，其他人上税也轻。”红31军第91师政治部在南江县杨坝公社新坝大队二队店子上刻写：“红军家属不缴纳累进税”“统一累进税是抑制剥削分子发展工农利益的”“穷苦工农不纳累进税”等标语，对减免税政策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一些私人小作坊、红军开办的工厂、民用工厂都免于缴纳税收，如铧厂、锅厂、铁厂、盐厂、被服厂、造船厂、斗笠厂、脚码子厂等；苏维埃办的经济公社、贫民合作社、雇工合作社只缴纳经营中的特种税（鸦片税、屠宰税、银耳税等），其余营业不纳税，如红江县五区五乡贫农合作社1934年10月20日至30日缴累进税15串；红军家属、本钱少者、自产自食属于不课税者，南江、长赤两县苏维埃政府明确宣布了7个政策性的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小本经营者，不交税。”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南江县小商贩纳税简况——访问冯家祥记录》“那时做小生意的还是在做小生意，苏维埃政府也不管，没有税。后来有了税也很轻，比如一匹布抽一吊钱，而自织自穿就没有税”；江口县对于手工产品，自产自销，短途贩运者，根本不收税；经理处的鸦片、银耳、屠宰概不征税；工人、城市贫民不征税。《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苏维埃政府应该豁免红军、工人、乡村与城市贫苦群众家庭的纳税。如遇意外灾害，亦应豁免或酌情减轻”，《川陕省苏维埃经济政策》“免除工人与城市贫民的捐税”，1933年8月巴中会议决定免收盐税，鼓励盐的进口积极性。
1933年12月30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北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布布告：“对于商人、老板和工厂主，只要他们遵守苏维埃法令，缴纳统一累进税，概不没收。”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纳税人，川陕苏区政府还给予相应的关照，1933年3月1日颁布的《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草案》规定：“纳税者如遇意外灾害，亦应豁免与减轻。”
减免税政策极大促进了川陕苏区工商业的繁荣，出现了购销两旺，生意兴隆，当时有人说：“从前赶场只烧烟，而今物质压断街，从前街上只喝酒，而今街上样样有。”1934年不完全统计，巴中县全县私营坐商和摊贩有300多家，比红军初到时增加了百多家。《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载：“1933年，南江县苏维埃政府还对大小商人一律实行免税，县城内的乾元宫开设了一个自由贸易商场，市面较为活跃。”
工商税收对苏区经济的促进与发展
川陕苏区通过成立戒烟总局、开征戒烟税、禁种、禁吸、禁售等措施有力，效果非常显著。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的禁烟运动》：“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通南巴一带吸烟的人大大减少。据不甚精确的统计，当地不吸烟的人这时占70%以上，没有完全戒绝的，约占20%，仍然吸烟的老弱不过10%而已。”陈以政《川陕苏区禁毒考察》：“单是巴中县在1933年上半年，就戒掉五六千人的烟瘾。到了1934年下半年，全县吸烟者除极少数年老体衰多病的，基本戒绝。”《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1933年中，南江、长赤两县约有3万多人戒除了鸦片，占戒烟人数的90%以上，其中城边、大河、贵民、上两、沙溪、赤溪、下两、木门、正直等区的人，几乎全部戒除了吸鸦片恶习。”天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赤匪禁烟》：“在通南巴地区的赤区内，鸦片烟的种植是绝对禁止了的，我们走进这些地方，简直看不见一根烟苗。”
税收减免政策促进苏区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南江地方党史大事记》：“1934年9月底，长赤县各种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中下两区恢复和发展的纸厂有9家，铧厂有3家，染布房有6家，有手工工人310人；正直区苏辖区内，有小集镇（场、市）33个，有各种食店40个，布摊70个，小贩摊65个，幺店子45个，客栈33个，盐店35个，药店33个，总计每个场镇赶集人数约1万余人。”
川陕苏区工商税收的征收，开辟了工农税务对工商税收征管的实践，筹集了一定的财政收入与充足的资金，繁荣了市场，保护和促进苏区的经济发展，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安定了百姓生活，有力支援革命战争，保障战争供给，巩固了革命政权，壮大了川陕苏区。
